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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道德经》的帛书本,而其中帛书本与如今的传世本《道德经》有多处不同之处,请问哪个版本的可信度更高一点?而其中的出入又多为一字之差,请问为何会产生这些出入(如出于政治原因篡改,战乱失传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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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韵指掌图》一卷,宋绍定三年越州读书堂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

答网友问

   
唐以后,雕版印刷术出现,书籍开始出现“版本”的概念。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稀程度不同,就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善本的内涵也比原来更扩大了,以后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善本的“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善本的“九条”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

版本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它经受了世纪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崎岖而又漫长的里程。现在,我们站在跨世纪的立交桥头,对20世纪的版本学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手抄致误

文化史上三次划时代革命:

造纸术:不用再受累于帛、丝、竹、木等的贵与重;

唐宋印刷术:不用再陷于手抄之累;

网络电子化:不用再困于死记硬背。

版刻印刷之术,萌芽于隋唐,宋时才有大发展,自唐以前,书籍的流传,全靠抄写。

写本的书籍又分两个时代,周秦汉为简册时代,隋唐为卷轴时代。简册时代的书,是在竹片(简)木片(牍)上用竹笔蘸漆书写,或用刀子刻的(《史记》称萧何做刀笔吏)

秦汉间的漆书也写在缣帛上,……《汉书•艺文志》上的书,有分篇的,有分卷的;分篇的即竹书,分卷的即帛书。

——(曹伯韩《国学常识》)

抄写时必然有抄错字的时候。

2.印刷术对善本流传的影响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必赢登陆,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

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叶梦得《石林燕语》

印刷术流行后,为了节约时间,或著者传诵著作,刻书之风大起。书籍按照刻印的主体,可以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特别是坊刻本,除了少数人,几乎都是逐利之徒。而且学识有限,不能对文本进行精校,对于一些不认识的字,不经考证,胡乱改一个字就付梓印刷。因此这样的版本流行于世,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

家刻本多由学者或藏书家主持其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流传善本,保存自己或亲友的著作,而不是专门为了赢利,刻印的书一般都质量较高。

坊刻本则由书坊主人主持其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赢利,因此刻印的书,质量高低差别很大。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

3.古、今文学派之争(古书真伪之争)?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秦始皇本纪第六》)

(1)非《秦记》皆烧之?

那《秦记》里有没有《道德经》佚文?

(2)野火烧不尽?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出现很多次「文字狱」。通过禁书焚书,达到文化专制,钳制思想,促进统一的目的。

但是不管统治者怎么烧,绝对烧不完整个人间书,所以必然有幸存留下的。同样秦始皇也不会烧完所有书,必定有先秦书籍流传下来。

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道家的书并不会「灭绝」。

古今文之别:虽然这主要说的是汉朝儒家两派之争。

古文经书用古文字记录;今文经书用隶书记录。

这同样会波及《道德经》。是不是也存在先秦和汉朝两种版本?

4.官方与民间?

古代统治者为了察民风,固统治,民间有向上献书传统。

第一,民间献书不可能全部献完,必有留存下来的。

第二,官方修书,必定统一。文字统一,内容也要合君意。合君意有些字就要改。早期的书目文献都是根据国家的藏书编订的,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起,这个传统一直继承到现在。

第三,古代有很多忌讳。有些字不能用,要换一个字或缺笔少写。

5.文人、书坊等润色或改窜

早期的古典文献,大都经过后世的润色、写定、流传、增补的过程,流传愈久与原貌差距愈大。

校勘群籍,始知书旧一日,则其佳处犹在,不致为庸妄人删润归于文从字顺。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武林旧事六卷跋》

像我们小时候学习的语文教材上的名篇,几乎都是经过后世润色的,所以读起来特别顺口,文从字顺。当你去读古籍原著时,会发现原来没有这么通顺。像历代流传的经典著作,在古代是没有版权的,除了一些尊重原著,严谨治学,崇尚古人的校勘家,其他文人、书商辗转抄录、摹刻,改字是常发生的事情。因此可以说历代经典几乎都是「集体的结晶」。

后世刻书的时候存在「改窜」的情况: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

——顾炎武《日知录》

不止明万历以后,历代都存在「增删改易」的情况。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于《才调集》称:

沈佺期《古意》,高棅篡改成律诗;王维《渭城曲》「客舍青青杨柳春」句,俗本改为「柳色新」;贾岛《赠剑客》诗「谁为不平事」句,俗本改为「谁有」。

6.时间、战争、天灾人祸

中国历史绵长,朝代更易不断,战争时起,天灾人祸不断,书籍毁灭亡佚绝世者不可胜数,可谓百不存一,真实情况必定更严重。

(1)历史悠久(时间)

第一,时间太长,由于技术不达标,古籍的保存愈发困难。载体(甲骨;青铜器;竹简木片;刻石;缣帛等丝织品;纸张)损坏是一定会发生的。因此古籍在长时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讹误、掉字、増衍、错序等问题。

(2)战争因素

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存一。

————阮孝绪《七录•序》

(3)天灾人祸

章学诚的专科目录《史籍考》,是史籍目录中最为宏伟的著作。奈何,毁于一场火灾。

(4)政治统治

历代都有政府组织文人官修图书,都代表一定国家意志,不符合要求的往往一火焚烧。

 7. 关于《道德经》的版本问题?

(1)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西汉前期《老子》帛书甲、乙本。保存字数较多,均有残缺。

(2)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本。约公元前300年前后,有甲、乙、丙三组简。

(3)北大汉简本:约武帝前期。分77章。保存近5300字。

(4)其他如——

西汉严遵「老子指归」;

东汉「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河上本)(河上公本);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

唐初傅奕「道德经古本」;

景龙碑本、开元碑本;

范应元本;

……

王本流传最广。

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或古书,大概都是这样的:

本书以XX为底本,并参考XX。

你看一本再权威的《道德经》也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如果你想研究《道德经》,那就需要把先秦到如今的所有《道德经》看一遍。

你看完就会发现注家不同,有些字必然不同。注家会根据自己对《道德经》的理解,把某些字改掉换一个自己心有所属的字。

古书注定版本纷杂,有些字必然不同,都是历史悠久惹的祸。

其实现在出土的这些竹简本按理来说应该比那些影印下来的书更准确!

但是为什么又不改呢?存而不论?存而论?

答:习惯(历史悠久)成自然!

人们已经习惯了书本上流传的版本,现在据出土实物改掉则不习惯,牵一发而动全身。

无名氏或卓文君《白头吟》: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纳兰容若《木兰花令》: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

也听到有人说: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虽然这里字没变,只是字序改变。

不知道一千年后,又会怎样?

   
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

1 20世纪前半期的版本学

一、对清代书籍的版别要有所认识,其大致可分内府刻本、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等四大类别。内府刻本主要指武英殿刻本;官刻本主要指各省、府、州、县学校、书院刻本;私刻本主要指私人刻书;坊刻本指书坊刻本,如苏州扫叶山房,扬州文官堂、宁波群玉山房,安徽屯溪茹古堂、金陵奎璧斋等等。

以新中国成立作为界碑,可以把本世纪的版本学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20世纪前半期,天下多故,战火纷飞。然而,由于近代机械印刷术(包括凸版、平版、凹版等)传入中国,大大提高了图书制作的效率,各类图书版本反而大量增加,从而促进了版本学研究的进展。

   
二、对清代书籍的特征要有所掌握清初刻本多有明代遗风,字形长方、横细竖粗。如顺治刻本《甲申集》《梅村集》。康熙以后多为硬体字和软体字。硬体字即仿宋体;软体字即写体,如《板桥集》《绿窗遗稿》《杨太后诗》等。

1.1 版本学著作

   
三、对清代书籍的纸张要有所了解。其多为开化纸、棉纸、黄榜纸、毛边纸、毛太纸等,颜色呈暗黄,纸质柔软耐久。

我国版本学的历史虽然最早可追溯到先秦,但是版本学专著的出现,还是本世纪初期的事情。一般认为,叶德辉著《书林清话》是我国最早的版本学专著。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直山,湖南长沙人。叶氏学力过人,热心古书收藏、校勘和出版,是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和版本学家。《书林清话》写于清代末年,刻于1919年。该书全面论述了版本学领域的诸多问题,例如版本学的基本知识,历代书籍制度、历代抄书和刻书、版本鉴定等。在广泛罗列史料的基础上,间有考辨,颇有条理,该书在版本学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除了《书林清话》之外,叶德辉尚有《四库全书版本考》、《郋园读书志》、《藏书十约》等著作。钱基博《版本通义》是继《书林清话》之后又一部版本学专著,该书写于1930年,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原始第一”记上古至五代版本;“历史第二”记宋元明清版本沿革;“读本第三”记四部要籍善本;“余记第四”杂记治版本之心得,指示治学门径。此外,尚有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等。《中国雕版源流考》考证了刻本源流,重点考证了官本、坊刻本、活字印书法和装订等问题。

   
四、对清代书籍的版式要有所辨别。一般多为左右双边,也有四周双边、单边。多白口、少黑口,装帧大多为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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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版本目录和善本书影

本世纪前半期,有关图书馆和藏书家编制了大量版本目录,这些版本目录汇集了古籍版本鉴定的丰硕成果。荦荦大者如缪荃孙编《艺风藏书记》、《艺风藏书续记》、《艺风藏书再续记》、《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等;故宫博物院编《故宫所藏殿本书目》;张允亮编《故宫善本书目》;王文进编《文禄堂访书记》;赵万里编《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赵录绰编《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孙殿起编《贩书偶记》及其《续编》等。

随着西方摄影技术的传入和普及,继杨守敬刻《留真谱》之后,本世纪前半期用照相制版技术编印了不少善本书影,例如瞿启甲编《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张允亮编《故宫善本书影初编》、柳诒徵编《钵山书影》、刘承干编《嘉业堂善本书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重整内阁大库残本书影》、王文进编《文禄堂书影》、陶湘编《涉园所见宋版书影》、顾廷龙和潘景郑合编《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等等。其中《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开始把目光由宋元本转向明代版本,其远见卓识,远在其他版本学著作之上。该书对于扩大版本学的研究领域,一改沿习已久的“佞宋”之风,产生了积极影响。名家题跋是版本学家考订古籍版本的结晶,对于后人鉴定版本有其重要的借鉴价值。本世纪前半期,名人题跋汇辑成册者有:缪荃孙辑《士礼居藏书题跋续录》、《荛圃藏书题识》、《荛圃刻书题识》、《红雨楼题跋》等;王大隆辑《荛圃藏书题识续录》、《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思适斋书跋》等;罗继祖编《大云书库藏书题识》等。

1.3 版本学家

20世纪前半期涌现出缪荃孙、叶德辉、王国维、鲁迅、罗振玉、钱基博、傅增湘、陶湘、郑振铎、张元济、孙毓修、胡适、向达、赵万里,王重民等一批版本学家。这些版本学家大多是国学大师,他们的学术成就与版本学密不可分。王国维撰《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等;罗振玉撰《流沙坠简考释》、《宋元释藏刊本考》等;陶湘撰《明吴兴闵版书目》等;胡适利用各种版本研究《水经注》,成绩斐然。下面重点介绍鲁迅、傅增湘、张元济、王重民等人在版本学方面的成就。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酷嗜古籍,对于古籍版本源流和版本鉴定颇有研究。他在辑录《古小说钩沉》、谢沈《后汉书》、《云谷杂记》、《志林》、《范子计然》、《唐宋传奇集》等和校订《嵇康集》时,精研版本,体现了他深厚的版本学功底。丰富的藏书、大量的出版活动和古籍整理实践,造就了这位版本学家。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著名教育家和版本学家。主要著作有《双鉴楼善本书目》、《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等。他酷爱校书,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无日或间,校勘文字异同是他鉴定版本的主要方法。《藏园群书题记》中的许多篇章的版本考证都与校书有关。他终生校书1600余卷,鉴定古籍4500余种。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他是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人,著名出版家和版本学家,著有《校史随笔》等书。《涉园序跋集录》是他的序跋汇编。每篇序跋都是精心考证版本写成的。在选择《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底本的过程中,他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为后人提供了大量古籍善本书影。

王重民(1903~1975),字友三,号冷庐主人,河北高阳人,著名目录学家和版本学家。著有《老子考》、《敦煌古籍叙录》、《中国善本书提要》等。《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了他亲自鉴定的4300余种古籍善本,其鉴定方法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在版本学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人们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北京图书馆曾是古籍版本学家的摇篮。当时王重民、向达、赵万里、谢国桢、孙楷第、张秀民等人云集北京图书馆。他们在这座神圣的殿堂里,朝夕相处,切磋版本,后来大多成为版本学的巨擘。这段书林佳话,将永远载入史册。

1.4 版本学研究的评价

尽管20世纪前半期在版本学研究方面取得以上成绩,但是,总的来说,版本学理论还是一片空白。尽管在当时条件下,《书林清话》的出现已属难能可贵,但它毕竟只是史料的排比和堆积,缺乏理论色彩。一些版本学家以编制版本目录为己任,耗费了大量青春年华,却没有认真坐下来把版本学作为一门学科加以研究和总结。最后撒手而去,仅仅留下一册册帐簿式的版本目录。造成以上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直到20世界前半期,版本学还是作为目录学、校勘学的附庸而存在,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2 20世纪后半期的版本学

20世纪后半期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50年来,版本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具体来说,可分三个阶段。

2.1 第一阶段(1949~1965)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端待举,年轻的共和国还拿不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古籍版本的研究工作。尽管如此,版本学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

2.1.1 版本学专著

这个阶段的版本学专著有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等。《古籍版本浅说》对220多个版本学术语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对普及版本学常识和推动版本学术语规范化起了一定作用。《古书版本常谈》是作者长期从事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总结,全书文字简略,重点论述了古籍版本源流和古籍版本的鉴定问题。《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的内容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印刷术的起源,提出印刷术起源于唐代的“贞观说”;第二部分论述了中国印刷术对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影响。该书的价值有二:一是标志图书制作方式演变源流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二是详细论证了印刷术的发明权属于中国,功莫大焉。前此同类著作有美国人卡特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该书征引了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大量文献,对于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世界各地的传播作了简要而又全面的论述。张书在许多方面可补卡特著作之不足。

2.1.2 版本目录和书跋汇编

除了版本学专著之外,这个阶段还编印了大量版本目录,例如《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广东中山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丛书志综录》等。其中《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原名《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为《四库全书》所收各书的版本目录,清邵懿辰撰,宣统三年板行。后来递经缪荃孙、王懿荣等名家批注,邵懿辰之孙邵章、曾孙邵友诚增订,1959年由中华书局改易今名印行。

《中国地方志综录》是一部方志版本目录,由我国著名方志学家朱士嘉先生编撰,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是一部大型丛书版本目录,该书共著录丛书2797部,附有《子目书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和《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个阶段编印的古籍名家题跋有:顾廷龙辑、叶景葵撰《卷庵书跋》,潘景郑校订、毛晋撰《汲古阁书跋》,等等。

1960年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善本书影汇编,该书收录古籍善本550种,图版724幅。内容分刻版、活字版、版画三个大类,卷首有序文一篇,简述我国版刻的历史。该书虽然已经注意到传世最多的明清刻本,但还远远不够。

2.1.3 版本学研究的评价

长期以来,给人们造成这样一个印象:版本学是少数人的事情,与已无关;版本学就是研究宋元版本,没有宋元版本,就别干这一行;版本学是一门“玄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就是版本学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尽管版本学的实践活动从未停止,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始终没有出现过一本阐述版本学理论的著作。在版本源流的研究方面,《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虽然功不可没,但也有明显不足:一是研究方法简单,甚至抓住片言只语,就匆忙去作结论;二是把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同普及时间混为一谈。

2.2 第二阶段(1966~1977)

1966年,“文革”开始,几乎所有的学术活动和科学研究遭受灭顶之灾,版本学研究亦未能幸免于难。不仅如此,文革中大量古籍版本被当成封建主义“黑货”付之一炬,也是版本学研究的重大损失。不过,7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甘肃武威旱滩坡和长沙马王堆发掘出了一批竹简、帛书,如银雀山西汉竹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甘肃武威汉代医简、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战国纵横家书》和《治法》等,为写本研究提供了实物,为研究汉代简策制度和帛本提供了方便。

2.3 第三阶段(1978~1998)

1978年十年动乱结束之后,拨乱反正,百废俱兴,版本学研究突飞猛进,令人刮目相看。

2.3.1 版本学著作如林

1978年以来,出版了许多版本学专著、版本目录、索引和书影。版本学专著如吴则虞著《版本通论》(1978年、1979年连载于《四川图书馆学报》)、魏隐儒著《中国古籍印刷史》和《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邱陵著《书籍装帧艺术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瞿冕良著《版刻质疑》(齐鲁书社1987年版)、戴南海著《版本学概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严佐之著《古籍版本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李致忠著《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版)和《古书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陈宏天著《古籍版本概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程千帆、徐有富著《校雠广义·版本编》(齐鲁书社1991年版)、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姚伯岳著《版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卢贤中著《古代刻书与古籍版本》(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志强著《江苏图书印刷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谢水顺等著《福建历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版本目录、索引和书影有《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出版经、史、丛等部)、杜信孚编《明代版刻综录》(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杨绳信编《中国版刻综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岳麓书社1998年版)、王肇文编《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罗伟国等编《古籍版本题记索引》(上海书店1991年版)、李国庆编《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上海图书馆编《善本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黄裳编《清代版刻一隅》(齐鲁书社1992年版)、黄永年等编《清代版本图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另外,这个阶段台湾也出版了不少版本学著作,其中有李清志著《图书版本鉴定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屈万里、昌彼得著《图书版本学要略》(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版)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个阶段在全国各类杂志发表的版本学研究论文有2005篇,是本世纪初至1977年前版本学论文总数的15倍。

2.3.2 关于版本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版本学基础理论是版本学的支柱,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争鸣文章。这个阶段关于版本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论文有185篇,其中如卢中岳《版本学研究漫议》、李致忠《论古书版本学》、郭松年《古籍版本与版本学》、姚伯岳《“版本”考辨》、王国强《关于中国古籍版本学基本理论研究现状述评》、周铁强《近年来古籍版本学理论研究述评》、石洪运《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等。不少版本学专著也开始注意理论研究,例如《古书版本学概论》和《版本学概论》讨论了版本学的概念以及它和相关学科的关系;《中国古籍版本学》则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古籍版本学理论的种种问题,其中包括古籍版本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和研究古籍版本的意义等。

2.3.3 关于版本学史的研究

无古不成今,当代版本学需要借鉴古代版本学研究的成果。这个阶段研究版本学历史的文章有32篇,其中有胡道静《从黄荛圃到张菊老—150年版本学的纵深进程》、严佐之《黄丕烈版本学思想辨析》、王皓《宋代版本学成就管窥》、刘国珺《关于我国古籍版本学历史阶段划分的思考》等。版本学专著《古书版本学概论》论述了版本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古籍版本学》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论述了版本学产生、发展和兴盛的历史,介绍了历代版本学家及其著作,对版本学的发展历史作了粗线条的描绘。

2.3.4 关于版本源流的研究

版本源流是版本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这个阶段版本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个阶段共发表版本源流方面的论文1441篇,其中有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曹之《明代藩王刻书考》、金良年《清代武英殿刻书述略》,肖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等。《中国古籍印刷史》、《历代刻书考述》、《福建古代刻书》等专著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历代刻书的历史。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写本源流、印刷术起源和考订一书版本源流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中国古籍版本学》详细论述了写本发生、发展的历史,这在版本学历史上尚属首次。《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则以大印刷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初说”,纠正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另外,美籍华裔学者钱存训先生著《纸和印刷》是研究印刷术起源的一部力作,该书征引古今文献2000余种,代表了国外同类研究的最新水平,已收入英国学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在考订一书版本源流方面,出现了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研究》等著作。万曼《唐集叙录》则是考证唐诗别集版本的一部力作。在《古籍版本学概论》和《中国古籍版本学》等专著中,也开始把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论述,扩大了版本学研究的视野。

2.3.5 关于版本鉴定的研究

版本鉴定是版本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历代版本学家都无一例外地重视版本鉴定工作。这个阶段发表的版本鉴定论文有347篇,其中如廖延唐《古书牌记》、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审订札记》、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的古本、元本问题》、沈津《抄本及其价值与鉴定》等。《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古书版本学概论》等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具有实用价值。《中国古籍版本学》提出了根据内容鉴定版本的一系列方法,对于纠正“观风望气”的形式主义倾向具有一定价值。

2.3.6 关于新书版本的鉴定

版本学并非古籍的专利,新书也有版本问题。早在本世纪40年代,著名文学家唐弢就开始发表研究新书版本的短文,1962年北京出版社结集为《晦庵书话》正式出版,1980年三联书店又出了增订本。这是版本学历史上第一部研究新书版本的论文集。80年代以来,研究新书版本的论文有徐孝宓、卫扬春《新书版本研究浅见》、朱积孝《中国近现代图书版本学概述》等,数量虽然不多,但毕竟是有意义的。姚伯岳著《版本学》将古籍版本和新书版本熔为一炉,令人耳目一新。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版本学研究大多偏重于古籍,相比之下,新书版本的研究则相形见绌。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中国图书史告诉我们,早在遥远的夏代就产生了图书。三四千年来,浩如烟海的古籍版本千头万绪,盘根错节,情况十分复杂。而新书版本的产生也不过只有100年左右的历史,无论是版本数量或是版本的复杂性,都无法与古籍版本相提并论。因此,人们把版本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古籍方面是历史的必然,是无可厚非的。

2.3.7 本阶段版本学繁荣的原因

综上所述,1978年以来,版本学研究硕果累累,原因何在?第一,国家重视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1981年,陈云同志先后两次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古籍整理的领导机构,全国各地先后组建了不少专业古籍出版社和古籍整理研究所。第二,培养了一大批版本学研究人才。1978年以来,古籍整理队伍不断壮大,培养了一大批古籍整理方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纂过程中,全国782个图书馆和收藏单位的数百名专家参预其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培养了一大批版本新秀。第三,学术的繁荣,促进了版本学的繁荣。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学术研究和版本学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学术繁荣需要版本学的帮助;版本学的繁荣,也需要学术研究的推动。1978年之后,广大古籍整理人员努力工作,战果辉煌。从1982年至1990年就整理出版各类古籍4065种,每种古籍的出版都离不开版本的考订工作。第四,版本学研究长期积累的结果。我国的版本学研究从先秦算起,至今已有2000年多。20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尽管他们没有来得及写出版本学专著,但是薪尽火传,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后人借鉴了先人的研究成果,后来居上,理固宜然。

2.3.8 本阶段版本学研究之不足

本阶段版本学研究虽然成绩卓著,但也有如下明显不足: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翻开任何一本版本学专著,版本学基础理论所占的比重实在太小,有的甚至惜墨如金;版本学史的研究也很不够,有些版本学著作甚至不置一辞;重刻本、轻写本、写本是版本的源头,即使印刷术发明之后,写本仍然大量存在,但是人们不大重视写本源流的研究,至今没有一种系统的写本史;印刷术起源的研究明显不足,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但是这方面的论著很少;古籍版本鉴定有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对考订一书版本源流的研究重视不够。以上6个问题之中,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本文第三部分将重点讨论这个问题。

3 20世纪的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3.1 关于“版本”概念的研究

什么是版本?对于版本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问题,目前尚未达成共识,至少有以下5种观点:

3.1.1 印本说

张舜徽认为:“‘版’的名称源于简牍;‘本’的名称源于缣帛……自从有了雕版印刷术以后,人们习惯于用版本二字作为印本的代称。”

3.1.2 合称说

施廷镛认为:“所谓版本,实写本与刻本的合称”。戴南海亦说:“版本的概念,在两宋时,则成为雕版书和手抄本的合称。这就是版本二字连缀成一个固定名词后的最初概念”。

3.1.3 总称说

顾廷龙认为:“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的各种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图书,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限于宋、元古籍。”

3.1.4 实物形态说

姚伯岳认为:“版本就是一部图书的各种实物形态。”

3.1.5 广狭二义说

严佐之认为:“古籍版本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古籍版本专指雕版印本,广义的古籍版本泛指包括写本、印本在内的,用各种方法制作而成的古代图书的各种本子。”

我们认为,“版本”最初含义单指刻本,并不包括写本在内(戴南海的说法显系误解)。元、明以后,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和图书制作方式的复杂化,“版本”一词的含义逐渐扩大,成为一书各种文本的总称。除了刻本之外,还包括写本、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石印本等等。“印本说”仅指向版本的原始义,忽视了版本含义在后代已经扩大了的事实,不可取;“合称说”认为版本只讲写本和刻本,将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石印本排除在外,亦不足取;“总称说”揭示了版本的“同书异本”特质,比较可取,但也有欠妥之外,以“本子”解释“版本”,似有循环解释之嫌;“实物形态”与“总称说”接近,但它特别指出“实物形态”,庶几接近事实;“广狭二义说”其实是“印本说”与“总称说”的折衷。迄今为止,关于版本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见仁见智,聚讼纷纭。

3.2 关于“版本学”的概念

版本学作为实践的产物,一直找不到理论支点。据不完全统计,关于版本学的定义有数十种之多。下面,我们择要介绍5种:

3.2.1 旧刻旧钞说

叶德辉认为:“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龂龂于宋元本旧钞,是为板本之学。”

3.2.2 鉴别说

《辞海》认为:“研究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是为版本学。”

3.2.3 价值说

严佐之认为:“鉴定版本时代也好,考订版本源流也好,其最终目的还在于比较、确定版本内容的优劣,在于研究版本‘在反映原书内容的特殊作用上’。从这一意义上讲,版本学乃是以研究版本文献价值为主的一门科学。”

3.2.4 物质形态说

程千帆等认为:“版本学所研究的内容无不与书的物质形态有关,因此可以概括地说版本学是研究书的物质形态的科学,是校雠学的起点。”

3.2.5 规律说

郭松年认为:“古籍版本学是从古籍的版本源流和相互关系中,研究古籍版本的异同优劣,鉴定古籍版本的真伪,评定古籍版本的功用价值,并从中总结工作的规律性和方法的一门科学。”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版本学的定义存在一定的差异,从本世纪初至七十年代中期,大多局限于“经验说”,即“观风望气”的经验总结。随着研究的深入,版本学家们开始对“经验说”进行反思。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特定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版本学亦不能例外。我们认为,郭松年等人提出的“规律说”比较可取。版本学是研究版本源流和版本鉴定规律的科学,就是要对各种版本现象作科学的分析和归纳,找出规律。“旧刻旧钞说”是清代版本学家的观点,此“佞宋”之风所由来;“鉴别说”局限于鉴定版本的具体方法,视野不广,此“经验说”所由来;“价值说”讲的是版本学研究的目的,而非版本学的定义;“物质形态说”讲的是问题的表象,而没有揭示问题的实质。

3.3 关于版本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对象不明,则难免误入岐途。截止目前,至少有以下3种观点:

3.3.1 图书说

李致忠认为:“中国古书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图书。”戴南海亦认为:“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形式在内的各种古籍图书。”

3.3.2 文献说

邵胜定认为:“版本学和它的兄弟学科一样,研究对象是一切需要整理和利用的文献资料。盖其学虽名‘版本’,但它的对象应包括一切历史文献资料。”

3.3.3 版本说

严佐之认为:“版本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图书版本。”姚伯岳亦持相同看法:“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版本,这本应当是毫无疑义的。”

我们认为,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写本、刻本、拓本、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等一切形式的图书版本。其中,写本和刻本是其重点研究对象。“图书说”混淆了图书与版本两个不同的概念。版本和图书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没有图书的版本和没有版本的图书同样是不存在的。但是图书并不等于版本,版本只是图书内涵的一个方面。同一种图书可以有不同的版本。版本学以版本为研究对象,正是为了探讨同书异本之间的差异。“文献说”将版本的范围扩大到一切文献,同样混淆了文献与版本两个不同的概念。文献的内涵比图书更大,更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3.4 关于版本学研究内容

不同学科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内容,版本学的研究内容,大致有以下4种观点:

3.4.1 鉴定说

主张研究版刻鉴别。如《辞海》修订本:“研究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

3.4.2 源流说

主张研究版本源流。如谢国桢认为:“说明书籍刊刻和抄写流传下来的源流。”

3.4.3 综合说

主张源流和鉴别同时研究。郭松年认为,版本学的研究内容“一是继承总结发展古籍版本学的基本理论,二是研究古籍版本发展变化的源流,三是研究不同刻本、校勘本内容的异同优劣,四是审定鉴别旧刻、旧抄古籍的版本和总结提高鉴定古籍版本的科学方法,五是研究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历史。”

3.4.4 多维说

主张多维研究。卢中岳在《版本学研究漫议》一文中提出,版本学研究的内容大致包括版本学的一般理论、图书版本的内容与形式的研究、图书版本发展过程的研究、版本学史四个大的方面,并开列了详细子目。

我们认为,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内容是:古籍版本学的基本理论,其中包括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内容,古籍版本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研究古籍版本学的意义和方法等;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历史,其中包括古籍版本学的发展阶段、各阶段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人物等;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其中包括写本源流、刻本源流、雕版印刷术的起源等;单种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其中包括版本数量、版本系统、版本优劣等;古籍版本鉴定的规律,其中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以上五个方面,缺一不可。“鉴定说”仅研究版刻鉴别,视野不广,不足以言版本学;“源流说”仅研究版本源流,视野亦未广;“综合说”扩大了视野,但强调“鉴别旧刻旧钞”,似有“佞宋”之嫌;“多维说”的观点比较可取,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有人将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与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混为一谈,认为研究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其实就包括了对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的研究。我们认为,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主要是指写本源流、雕版印刷的起源、刻本源流等。显然它与单种图书版本演变源流是两码事。有人认为,搞古籍版本鉴定没有必要过多地研究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我们认为,搞古籍版本鉴定必须研究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不了解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就不能搞好古籍版本鉴定。这就好比鉴定一件新的产品,如果不了解产品制作的工艺流程,那就无法鉴定。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与单种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研究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可以促进单种图书版本演变源流的研究,研究单种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反过来又能促进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的研究,二者之间相互为用。有人对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也大不以为然,似乎离开了书目编制就不叫版本学。乾嘉大师“得一书必推求本原”,重在考订版本源流。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也就是对一种图书版本的发生、发展过程及相互关系的研究。考订版本源流,可以理顺每个版本与其它版本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辨别、比较版本的异同优劣。书目编制是反映版本研究成果的一种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有人对版本学基本理论与版本学史比较轻视。版本学的基本理论关系到版本学的体系建设,是研究的总纲。研究版本学史是为了借鉴前人的经验,同样不能等闲视之。

3.5 关于版本学研究方法

版本学研究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2种观点:

3.5.1 观风望气说

注重版刻鉴别,主张靠实践经验积累,捕捉、识别、研究各种各样的标识,既有书籍制作过程中形成的标识,也有书籍流传过程中附加的标识,诸如行格、纸墨、讳字、装订、款式、印章、牌记、字体等等。前人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仅凭经验不可能万无一失。甚至有人至今还坚持“观风望气”、“鼻嗅手摸”即可作出版本鉴定。这种经验至上的方法,不利于版本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会把“版本学引上十分狭窄的版刻欣赏和版本认定的玄而莫测,不可捉摸的邪路。”

3.5.2 综合研究说

卢中岳认为,应根据所研究问题的内容、性质以及研究所担负的具体任务来确定研究方法,他率先提出了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实验研究法。

我们认为,“综合研究说”才是研究版本学的科学方法。各种版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只有通过全方位、多学科的考证,才能知其源流、真伪和善恶。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把同书异本进行比较,也是行之有效地鉴别版本的方法。利用现代技术,通过科学实验和计量分析,建立古籍版本数据库,更是具有广阔前景的研究方法。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电脑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建立古籍版本数据库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可以预料,在这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3.6 关于版本学的形成时期

版本学的形成时期也就是版本学史的起点问题,对此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4种观点:

3.6.1 西汉说

钱基博认为:“版本之学,所从来旧矣。盖远起自西汉,大用在校雠。”郭松年认为:“从版本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总校群书时,已经是广搜异本,雠正一书,讲求版本之学了。”

3.6.2 宋代说

李致忠认为:“自宋代尤袤编制《遂初堂书目》起,始在一书之下著录多种不同的版本……版本学就这样慢慢地形成了。”

3.6.3 清代说

汪辟疆认为清乾、嘉时期的黄丕烈“是版本学的真实建立者”。戴南海也认为自黄丕烈之后“版本研究有了丰富而充实的内容,开始独立成为一门专门之学”。周铁强认为:“《读书敏求记》、《天禄琳琅书目》的出现及黄丕烈对古籍版本的考订,标志着古籍版本学的初步形成。”

3.6.4 当代说

严佐之认为:“版本研究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独立成一门专学的时间却不久,而作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版本学才刚刚着手建立。”

我们认为,“当代说”以学科是否独立为标准不足取,因为它割断了历史,版本学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清代说”同样割断了历史。清代古籍版本学成就固然很大,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古籍版本学也象人一样要经历从“童年”、“青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如果说清代版本学处于“成年”时期,那么清代以前的版本学就是“童年”、“青年”时期,否定这一点,也就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西汉说”、“宋代说”亦各明一义,均未能穷本溯源。我们认为,在先秦时代就产生了版本学。1993年郭店竹简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郭店竹简中有《老子》书三种,整理者名之为“甲组”、“乙组”、“丙组”。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大约写成于战国前期。这三组在竹简形制、抄手的书体和简文文意等方面都不相同,完全可以视为是《老子》一书的同书异本。既然先秦同书异本大量存在,孔子、子夏等学者和藏书家又都研究过版本异同,可见“先秦说”绝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

3.7 关于版本学科学地位

版本学的学科地位是关系到版本学能否跻身学术之林的大问题,论者各执一词。归纳起来有以下3种观点:

3.7.1 独立说

叶德辉首倡此说。他在《书林清话》中首次提出“板本之学”的说法。叶氏不仅提出了“板本之学”的名称,而且将它与目录之学、校雠之学并列为清代三大根柢之学。在叶氏看来,板本之学不仅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很有学术地位。他说:“板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紧要。”他为版本学争得一席之地,功莫大焉。顾廷龙亦反复强调版本学“应该可以成为一门专门的科学”。李致忠、郭松年等人亦倡上说。

3.7.2 合流说

崔建英认为:“版本学和目录学是同源而同时诞生的,后世曾版本学、目录学分称,不过是有所侧重,如史志目录,过去只标目,不问何本;研究版本的,往往着重对一部书版本的考证、分析。但自《遂初堂书目》而后,凡反映具体收藏的目录,很少有避开版本的……因此版本学与目录学就又合流,汇为版本目录学。正式这样叫起来,好象始于近代。

3.7.3 支流说

程千帆认为:“盖由版本而校勘,由校勘而目录,由目录而典藏,条理始终,囊括珠贯,斯乃向、歆以来治书之通例……则校雠二字,历祀最久,无妨即以为治书诸学之共名;而别以专事是正文字者,为校勘之学。其余版本、目录、典藏之称,各从其职,要皆校雠之支与流裔。”

我们认为,版本学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瓜熟蒂落,理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皆有别于其他学科。“合流论”认为版本学与目录学已经合流,“支流论”又把版本学看作是校雠学的分支学科,说法不一,其结果都是否认版本学独立。版本学与目录学、校雠学关系固然非常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侧重点各不相同。“离则双美,合则两伤。”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关系与此类似,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始则为一、终分为三。学术研究总是朝着精密化方向发展,学科的分化早已成定势,可谓“道术将为天下裂”。我们赞成“独立论”。把版本学视为目录学、校雠学或文献学的附庸的说法都忽视了版本学自身的发展趋势。

以上我们就版本学理论所研究的七个主要问题作了扼要概述。当然版本学理论所涉及的问题远不止此,还有善本、版本学史、版本学意义和任务、版本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等。有特色的文章还有不少,限于篇幅,不能一一枚举。

综观20世纪版本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可知前50年甚至直到70年代虽有《书林清话》、《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及其影响》等几种著作问世,但就整体而言,仍然发展缓慢,徘徊不前。然而自从1978年之后,忽如一夜春风,版本学研究突然百花齐放,蔚为大观。尽管在版本学研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版本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还很薄弱,但是我们坚信,21世纪的版本学研究将会在20世纪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大放异彩。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学人特别是年轻人共同耕耘这块充满希望的田野,从而使版本学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焕发出更加美丽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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